一是行業壁壘難以打破，資源共享成難題。托育與養老是完全獨立的兩個領域。一方面，養老行業主管單位以民政部門為主，而托育行業主管單位以教育、衛健部門為主，同一機構接受不同部門所主管，極易造成“九龍治水、各自為政”的局面。同時，養老與托育之間雖有各自政策資金扶持，但各自政策只能作用于該領域，如果貿然將二者結合一起，可能出現“1 1＜2”的效果。另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老幼共托”難以相融互促。老年人口以安逸幽靜的環境為主，搭配各種養老設施、文娛室、老年健身器材等。而在托育設施方面，幼兒更傾向于活潑、釋放天性，以各種游戲、玩具器材為主，難免產生噪音影響養老質量。2024年，廈門市海滄區某托育機構負責人莊某，曾經同時擁有托育機構和民辦幼兒園共10家，可如今只剩1家托育機構和1家民辦幼兒園。莊某想要把托育和養老融合一起成立“老幼共托”機構，但是并沒有付諸實踐。經記者了解到，莊某目前最大的顧慮缺乏政府的扶持力度，如果貿然將二者結合一起，養老機構和托育機構的建設標準萬一出現沖突，那么連自己僅剩的2家托育機構也要倒閉。安徽合肥市濱湖世紀社區養老服務綜合體目前將養老機構和托育機構設立在不同樓層，在符合各自領域的標準和監管條件下實現二者物理空間上距離更近。
二是復合型人才專業能力不足，需要學習新技能新知識。養老考驗服務人員的護理能力高低，相關從業人員應具備相對應的護士資格證，具備一定的醫療常識。而托育行業服務人員以教師為主，從業人員應具備教師資格證，具備一定的教育知識。養老和托育行業從事人員專業不同，所體現出的工作能力大相徑庭。根據澎湃新聞《幼兒園轉型養老院，雖是“無奈之舉”，也可“雙向奔赴”》報道，幼兒園原本是為兒童提供教育和照顧的場所，轉型意味著需要放棄原有的業務模式和定位，重新適應老年人的需求和服務模式。這不僅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資金進行改造和適應工作，還需要面對員工隊伍的調整和業務培訓方面的問題，這些都是轉型后亟待解決的難題。2022年，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南通市佰仁堂常青樂齡護理院院長助理李楠楠提出養老行業中的辛酸：“養老護理員很辛苦，很多人本就不愿入行，近兩年，養老機構、護理機構數量增多，機構間人才競爭非常激烈，再加上疫情影響，招聘護理人員更是難上加難。”養老機構專業護理人員本就稀缺，擁有“幼師 護理”身份的復合型人員更是難以找尋。
三是受傳統觀念影響，“老幼共托”難以被接受。首先，安全問題不容忽視，部分家長擔心老年人存在心理疾病，針對兒童存在安全隱患，容易在交際過程中發生沖突或碰撞，對兒童成長階段產生不可逆的影響。其次，老年人存在衛生健康問題，尤其是兒童免疫力相對不足，極易造成兒童疾病困擾。最后，老年人與兒童交流溝通存在巨大鴻溝，兒童缺乏相對應的判斷力，容易被老年人的舊思想、舊觀念所影響。2024年4月，廈門廣播電視集團邀請廈門家協會長張旭參與《TV透》訪談，張旭提到：受傳統文化影響，中國養老觀念強調家庭關懷和親情支持，當前機構養老占比預計不到10%，家庭居家式養老占比在90%以上；健康方面，老年人慢性病等可能影響幼兒健康，幼兒吵鬧、嘈雜聲會影響老年人日常生活，因此老幼共托需實現空間分隔，否則確實存在很大風險。澎湃新聞2022年6月《老幼共融：積極老齡化下的“雙齡共養”新模式》報道，根據調研，社區居民不接受老幼融合發展模式的首要原因是安全問題（占比65%），老年人和兒童在代際互動交往中可能會發生碰撞或沖突，容易對兒童身心發展產生負向作用；其次是衛生問題，容易發生疾病的感染，占比61.2%；再次是老幼群體在交流互動時可能存在溝通障礙，占比過半。
相關建議
一是強化政策引導，制定并推行老幼同養領域的相關政策，明確促進老幼同養模式發展的基本原則、主要目標、保障措施，組織實施。出臺老幼同養機構的設置標準與管理規范，對場地設施、人員規模以及監督管理等進行統一標準設置，促進老幼同養機構規范化、專業化建設。二是強化專業支撐，不斷充實“老幼共育”專業人才隊伍。在高等院校、職業院校中開設老幼同養相關課程，進行理論指導與實踐培訓，培養能夠同時兼顧養老和育幼的復合型專業人才。加強對于現有養老服務人員和育幼服務人員的交叉培訓，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人員優勢，提升其專業能力，緩解短期內人才短缺的壓力。三是強化多元發展，吸引社會資本設立專門的“老幼共育”機構。通過稅收減免、財政補貼政策，鼓勵企事業單位先行實踐老幼同養模式。建立健全相關行業民間資本進入激勵機制，引導有資質的社會組織、民營機構積極參與老幼同養探索，政府在此過程中提供支持，加強監管，保障服務質量。四是強化宣傳推廣，提高公眾對“老幼共育”認識和參與度。加大對老幼代際融合理念的宣傳和推廣，為老幼同養模式創造有利的輿論環境。創新宣傳方式，提升老幼同養的社會接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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